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反映出法律和道德的深度追求。但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过错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赔偿事由的义务，否则讲承担无法获得补偿的法律后果。 现实生活中，不乏因怀疑对方存在婚外情而未雨绸缪搜集证据、以备不时之需的现象，鉴于目前我国法律就此规定的不完备，实际案件中出现了种种尴尬和系列问题。涉及到无过错方争取获得赔偿权利与有过错方或其他第三人的隐私权会发生冲突，同时还涉及到社会的公序良俗问题，法院很难在保护无过错方要求赔偿权利的同时，又保护涉案有关方的隐私权，同时还不损害公序良俗。我们认为，原则上，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用某些“特别”方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 

　　关于是否应该雇用“私人侦探”进行“民间取证”的问题。一般来说，“私人侦探”受雇用后，采取化装、跟踪、窃听、偷拍等手段收集证据很有效果。但理论界对这种行业的存在利弊有很大的争议。我国目前并没有赋予私人侦探以合法的身份，雇用“私人侦探”进行“民间取证”不宜提倡。除了私家侦探的介入，个案中，也有人以朋友的身份帮助受害方取证的。他们可能获取酬劳，也可能是义务协助。就此，证据取得者的名称、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取得证据的手段是否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以作为证据。它意味着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音像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除非这些资料的取得方法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偷拍偷录合法化”。它能否作为证据，不在于它的私下性、秘密性，关键是它是否违反法律、公共利益等。 在社会生活中相对消极、被动的隐私权就可能受到积极主动权利的入侵，其他权利的增加（比如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争取获得赔偿权利），则意味着另一方权利（隐私权）的减少。这样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冲突，社会现实冲突更是激烈。

　　在对婚外情进行调查取证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配偶的知情权与情人、同时也包括有婚外情一方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隐私权指公民保持其私生活中的秘密不为他人知悉的权利。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隐私都必须限定在合法、合乎道德和社会需求的范围内。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无原则的。对于任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人有权揭露和干预。从某种角度上讲，公民为维护个人权利的需要，在必要范围内了解他人隐私，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同时，应当明确，侵犯隐私权和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必须具备侵权的法律要件，即有非法的行为、损害后果，以及非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纯地了解他人的隐私，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随意加以扩散、宣扬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也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不能视为侵害隐私权。